书生意气，党外襄助

关于张申府书生意气冲动退党之事，其个人回忆与坊间均有记载。年轻时的张申府有着浓重文人气质，1925年初他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因讨论党的纲领，与蔡和森等争执而负气提出退党。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一至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第287页记载：他的四大代表资格尚未完全确定。尽管李大钊、赵世炎等反复劝说挽留，但他仍执意持“在党外来帮助党工作”的立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他对党之“铁的组织纪律性”似乎认识不足，相反却表现出一种“合则即，不合则离”的精神特性。退党后，张申府以教学和翻译著述为生，但并未成为一位不问世事、埋首书斋的学者，而是始终坚持五四精神，以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为科学思想的传播和民主政制的建立而奋斗。他对科学、理性的推崇，使他的思想发生了由“激进”到“温和”的转变，这在当时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当中是一种理性常态现象。在脱党一年后的1926年3月，张申府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自白》，此文很能说明他的个人秉持与处事风格。他写道：“我不会否认：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脱离共产党因为我觉着我不适宜集体生活。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是罗素的信徒。没有人可以破坏我的决心，批判性思想是我的避难之地。”

1935年国难当头之时，他发起成立“北平救国联合会”，在任教清华大学的逻辑课上，他时时置“数理逻辑”于不顾，向学生痛斥当局的不抵抗政策。1935年冬，他与刘清扬、姚克广(依林)、孙荪荃等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北平的“一二·九”学潮，并因此在1936年3月与刘清扬一同被捕入狱，出狱后不久即被清华大学解聘，从此开始了长达11年的教学与政治活动生涯，先后在私立广州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北平中国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授。曾在上海参与酝酿筹建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活动，他在北平组织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加入了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面抗战爆发后，1938年6月，他被国民政府遴选为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参政员，兼任国民政府政治部政治设计委员会委员。转移到重庆后，他参加国民参政会活动，发表大量宣传抗日的文章，与其他民主人士配合中共连续发起宪政座谈会，要求进行民主改革。他于1943年参与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的组建工作，任中央常务委员、文化委员会主任和华北总支负责人。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一直坚持反对内战、力主和平，1947年11月8日，他以个人名义登报声明解散中国民主同盟华北总支部和华北各地民盟组织。1948年10月23日，面对即将进行的淮海战役，国共决战大局已定之际，书生气十足的张申府，以学者身份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奋力呼吁和平，要求双方停战”，被认为袒护败势已定的国民党，受到中共严厉批判。与他相恋27年的妻子刘清扬，此时也登报斥之为“人民公敌张申府”，并与之离婚。他还受到民盟左派领导人的批判，并将他开除出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经彭真、张友渔等人安排，张申府于1949年9月2日到北京图书馆任研究员。据赵俪生回忆，建国初期有次听苏联专家报告，会后恰与张同行，“他随身带着一部木刻线装书，一套四本，我拿过来一看，竟是一部《麻衣相书》。呜呼，张先生竟研究起这种东西了，怎不叫人吃惊”。1957年，张申府因支持章伯钧，未能逃脱“右派”厄运，被划为大右派。1962年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接见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会议代表，当众向参会代表张申府、刘清扬示谢：“1920年我到法国，还对费边社会主义有过兴趣，但很快就抛弃了。我感谢刘清扬、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

1978年，张申府获“平反”，1980年代初复出。此时，他有关建党初始之回忆叙述亦逐渐为官方接纳，成为中共早期党史珍稀原始材料。晚年的张申府，对自己1925年退党经过的回忆还是绘声绘色。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张申府因反对与国民党结盟而同蔡和森等发生激烈的争执，一怒之下愤然退场，据说周恩来也随着出来并表示支持他的看法，同时劝他不可一时冲动，必须遵守党纪，重返会场继续讨论，以求大同而存小异。“但我终于离开。周恩来却继续留下去。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言毕张申府仰天大笑，还把“宁折不弯”这四个字写在纸上给人看。到此，他还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周恩来就不同，他是弯而不折。”接着他又比较两人的家庭：“我父亲是读书人，周恩来的父亲是个生意人。气质不同：一个是倔强的、道德的，另一个是温和的、仁恕的。”张申府后历任农工民主党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会顾问，连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6月20日，在北大医院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