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随着战场上解放军所向披靡、连战连捷，国民党政权即将土崩瓦解。黄埔军校成都本校师生，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帮助下，认清了形势，纷纷做出了正确选择，宣布起义，站到了人民一方。本文作者、黄埔军校十九期生柯洛远，也曾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这场策反行动，为黄埔军校官兵成功起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开展策反工作

抗战期间的1941年冬，我考入成都黄埔军校十九期。194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担任区队长，期间结识了中国地下党组织派来的陈植远。在他的帮助下，我开始阅读革命书籍，提高政治觉悟，接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教育，走上革命的道路。1948年底，陈植远介绍我参加了以四川大学学生为主体的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马列读书会”，以后又根据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指示，由我在军校组织“马列学习组”。此后我受中共地下党组织川西边临工委领导，在军校进行策反工作。

1949年夏，陈植远安排我在成都市与川西边临工委书记李维嘉（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政委）会面。事后，陈植远向我传达了李维嘉同志的指示：“组织有进步倾向的同学学习，为下乡参加武装斗争做准备。”

1949年初，军校学生虽然仍像往日一样出操、上课，过着紧张的军事生活，军营内一片宁静，但国民党在战场上失利的消息，令许多人不安，师生普遍觉得前途渺茫，无所适从。我将这些情况向“马列读书会”汇报后，聂心品、陈植远根据地下党组织的指示精神，决定由我将一些被国民党称为“禁书”的革命书籍秘密地带进军校，选择对象进行传阅，继而交流思想。

为了防止意外，第一批发展对象只选择了杨鲁臣、毕之光。不久，阅读革命书籍的同学，像滚雪球一样又串联发展了十九期的沈立、杨书田、杨必麟、蒋大杰、李湘津，二十二期的佟振玉、佟育珩、魏肇钜、曹镇吾等。

我们当区队长的都有单独宿舍，行动较自由，但我还是把书藏在木地板下面。给他们书时，用相应的课本封面进行伪装，要求他们妥善地随身携带保管。他们一般是野外作业时选地方阅读，有时三三两两到障碍物练习场上，借练习动作掩护学习。

当时学习组的分工是：杨鲁臣负责步六队的工作；毕之光负责步一队的工作；沈立负责与十九期留校同学联系；我主要是负责整个学习组的工作，将军校有关情况向陈植远同志汇报，研究、确定策反工作的对象和宣传工作的内容，将有关指示进行传达。

学习组不仅在二十二期二总队步一队、步六队以及十九期留校同学中做了有效的工作，同时还利用各种关系，把策反工作扩大到其他单位。

搜集军事情报

除了传播革命思想、联络同志外，中共川西边临工委还要求我们注意军校的行动，搜集国民党军事部署等方面的情况，并向地下党组织及时汇报。

1949年5月中旬，军校中有部分军官议论军校外迁，引起陈植远同志的重视，他要我迅速查明这一情况。我几次去北校场找十九期同学沈孝鸿，了解到学校搬迁确实是关麟征校长在会议中提出来的，后来又了解到外迁方向是云南地区。我向陈植远作了汇报。同时，我们将这一情况在学生中传播，使师生间弥漫的失败情绪愈发强烈，很多学生开始向我们接近。

国民党当局为了抵挡解放军的强大攻势，由蒋介石亲自批示，1949年6月初在军校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游干班)，妄图组建游击武装。班主任名义上由校长兼任，实际负责和进行活动的是校总务处处长王旭夫。游干班刚开课，中共地下党组织就提示我：这个反动组织对解放战争和解放后社会秩序可能会产生危害，要求我们摸清其内部情况。我一方面由校部了解游干班的组织系统和每期参加的人员名单，另一方面通过在游干班的同学，了解其训练内容和游干班头子们的讲话内容，把每期情况向地下党组织进行汇报。

后来，国民党国防部眼看兵源日益枯竭，把军校纳入防守西南地区战斗序列，考虑把学校现有的军官编成战斗部队，在军校开始组建六个教导团，由军校二十二期学生总队的官佐和毕业留校学生组成教一、教三、教五等三个教导团，其余三个团的番号交给游干班的王旭夫。这样军校有六个教导团、一个勤务团、四个学生总队：二十三期三个总队，二十四期一个总队。虽然教导团有官无兵，属于空架子，但我还是认真搜集情报，将有关教导团的编制、人员情况向陈植远汇报，并按照指示，协助中共地下党组织派专人对教导团的上层军官进行策反工作。

秘取军用地图

根据中共川西边临工委的指示，为了便于解放军和游击队行动，陈植远要求我们从军校搞一些军用地图。

接受任务后，我与杨鲁臣、毕之光同志研究，最后决定：利用上课、布置作业领取地图的机会，由马列学习组人员在成套地图中各选抽一张，再拼配成一套完整的地图。我与杨鲁臣因为是区队长，在收交地图时，会借损失为由把地图不见的事搪塞过去。

我们先后进行了两次行动。第一次取地图行动，是在龙泉驿、大面铺地区野营时进行的。由毕之光、佟振玉、佟育珩等人利用地形测图作业，取了一份地图，由我交给陈植远同志。第二次秘取地图行动，是在二十二期二、三总队毕业战斗演习中进行的。在演习中，我们有计划地在每个人使用的地图中有选择性地抽出一二张，最后拼凑成两份川西地区的军用地图。这两份地图都是中比例尺的战术用图，很适合游击队在战斗中使用。演习结束返校后，我将这两份地图亲自交给陈植远同志。

组织武装起义

国民党军队败退和军校要搬迁的消息不断传来，让广大军校师生越发感到应尽快摆脱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投向光明。在上级的部署下，为组织武装起义，我邀请十九期有进步倾向的同学秘密召开碰头会。参加的人员为杨鲁臣、沈立、杨书田、韩裕恒、蒋大杰、李湘津和我共7人，地点在北校场的武担山。碰头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每个人想办法控制部队获得带兵权，具体行动计划则在军校搬迁时再根据具体情况做决定。

8月，蒋介石开始指示军校搬迁转移，并命令军校组建教导团的计划迅速落实。此时，中共川西边临工委留蓉工作部对军校领导阶层的一些人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策反。因此军校搬迁一再拖延。我们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将马列学习组的学生选派到教导团任职，牢牢掌握住部队，作为武装起义的骨干。教导团10月份才组建起少数连队，我们的人如杨书田、韩裕恒等被任命为教导团的连长。我们又联络了十九期同学、前步一队区队长李德毅，此时他也被任命为教导团的连长，该连编成后，所有的排长我都想法安排了我原来的学生。教导团的杨、韩、李等三个连由沈立负责联络。这期间，杨鲁臣又串联发展了皇城区警卫连连长、十九期同学杨必麟。

中共川西边临工委党组织调我们去雅安游击队工作。离开军校前，我把杨书田、韩裕恒、杨必麟等人的关系汇报给陈植远。后来根据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指示，杨书田、韩裕恒率部去彭山随同潘文华的九十五军起义，杨必麟等率全连和留在皇城区的学生就地起义，李德毅连随教三团在大邑地区起义。

奉命前往雅安

11月底，我们乘坐中共地下党组织为我们联系好的一辆军车前进，到达新津县城后，我们换乘刘文辉二十四军的一辆军车。汽车驶近雅安，在上坡时陷进烂泥坑中抛锚了。司机说距雅安没有几里路了，让我们下车徒步去雅安。傍晚的时候，我们进了雅安城，找到陈植远指定接头的地点———理发馆。晚上，一位穿军装的同志领我们到一个有黑大门的院落，后又领我们到一个公馆。在一个宽大房间内，中共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副政委李安澜同志接见我们，我汇报了成都军校中的情况。

第二天，根据李安澜同志的安排，我们到游击纵队司令部大渡河支队报到，从此结束了地下工作，参加了游击队的武装斗争。此后，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在配合解放军堵截、围歼国民党军的战斗中，战果显著，共计直接俘虏国民党军3000余人。在中共地下党员的联络下，黄埔第二十三期的学生和教官14000余人投向了新中国。（作者：柯洛远，系黄埔军校十九期生，本稿由黑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提供）